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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州旅游攻略苏东坡

2个月前 ( 07-26 ) 94 0条评论

1.黄州安国游记 苏轼 的译文

元丰二年十二月,余自吴兴守得罪,上不忍诛,以为黄州团练副使,使思过而自新焉。其明年二月至黄。舍馆粗定,衣食稍给,闭门却扫,收招魂魄,退伏思念,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观从来举意动作,皆不中道,非独今以得罪者也。欲新其一,恐失其二,触类而求之,有不可胜悔者,于是喟然叹曰:“道不足以御气,性不足以胜习。不锄其本,而耘其末,今虽改之,后必复作,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?”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,有茂林修竹,陂池亭榭。间一、二日辄往,焚香默坐,深自省察,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,染污自落,表里翛然,无所附丽,私窃乐之。旦往而暮还者,五年于此矣。 寺僧曰继连,为僧首七年,得赐衣。又七年,当赐号,欲谢去,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。连笑曰:“知足不辱,知止不殆。”卒谢去。余是以愧其人。七年,余将有临汝之行。连曰:“寺未有记,具石请记之。”余不得辞。

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,始名“护国”,嘉祐八年赐今名。堂宇斋阁,连皆易新之,严丽深稳,悦可人意,至者忘归。岁正月,男女万人会庭中,饮食作乐,且祠瘟神,江淮旧俗也。四月六日,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。

2.黄州的苏轼 都去过哪里

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,任满后,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,任知州。

政绩显赫,深得民心。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,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。

当时有人(李定等人)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,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(1079年),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,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,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,被捕下狱,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坐牢103天,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,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出狱以后,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(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)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,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,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,种田帮补生计。

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。 宋神宗元丰七年(1084年),苏轼离开黄州,奉诏赴汝州就任。

由于长途跋涉,旅途劳顿,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,且路费已尽,再加上丧子之痛,苏轼便上书朝廷,请求暂时不去汝州,先到常州居住,后被批准。

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,神宗驾崩。 哲宗即位,高太后听政,新党势力倒台,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

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,升起居舍人,三个月后,升中书舍人,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。

俗话说:“京官不好当。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,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,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,又不能见谅于旧党,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,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

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,疏浚西湖,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,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,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

但元祐六年(1091年),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,外放颍州。

元祐八年(1093年)新党再度执政,再次被贬至惠州(今广东惠阳)。后徽宗即位,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

元符三年(1101年)大赦,复任朝奉郎,北归途中,卒于常州,谥号文忠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3.求苏东坡传中有关苏东坡在黄州部分的内容

苏东坡由现在起,由情势所迫,要一变而为农夫,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,要变成一个隐士。

社会,文化,学问,读历史的教训,外在的本分责任,只能隐藏人的本来面目。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,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。

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,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。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,只能算是半个海豹。

苏东坡最可爱,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。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、手扶犁耙、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——倘若他也能作好诗,击牛角而吟咏。

他偶尔喝醉,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。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——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。

在元丰三年(一0八0)正月初一,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,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,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。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,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,随后再去。

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——七女、三男、两个女婿,再加上哥哥的眷属,前往新任所高安,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。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,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。

坐船走了几个月,子由到了九江,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,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,还有两个孩子,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。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,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。

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,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。在等待家眷之时,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,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,离江边还有一段路。

他和僧人一同吃饭,午饭与晚饭后,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,关于这种情形,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。不久,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。

徐太守热诚相待,常以酒宴相邀。长江对面,武昌(不是今日的武昌)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。

在雨天,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,快近黄昏时,散步很久,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,在庙宇、私人庭园、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,探胜寻幽。在别的日子,有时朋友来访,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。

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,乡野风光如画。南岸有攀山,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。

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,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,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。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,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,又如旋风中的羽毛。

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,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。他转向了宗教。

在他写的《安国寺记》里他说: “余二月至黄舍。馆粗定,衣食稍给,闭门却扫,收召魂魄。

退伏思念,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观从来举意动作,皆不中道,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。

欲新其一,恐失其二;触类而求之,有不可胜悔者。于是喟然叹曰:‘道不足以御气,性不足以胜习,不锄其本而耘其末,今虽改之,后必复作。

差归诚佛僧,求一洗之。’得城南精舍,曰安国寺,有茂林修竹、破池亭谢。

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,深自省察,则物我相忘,身心皆空,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,染污自落;表里像然,无所附丽。

黄州旅游攻略苏东坡

私窃乐之。”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,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。

他的儒家思想,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。诚然,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,但是,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,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,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,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,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!所以,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,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,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,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,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。

所谓解脱一事,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,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,听其支配而已。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,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。

比方说,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。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,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。

那两首诗,如前所见,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。问题是,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?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,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?对不太亲密的朋友,他是一个回答法;对最好的朋友,他是另一个回答法。

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,他吐露了肺腑之言。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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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,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,苏东坡不以为然,写信回答他。信上说:“何乃耶?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。

吾济虽老且穷,而道理贯心肝,忠义填骨髓,直须谈笑生死之际,若见仆困穷使相怜,则与不学道者,大不相远矣……虽怀坎憬于时,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,便忘躯为之,一切付与造物。非兄仆岂发此?看讫便火之。

不知者以为垢病也。”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,王巩获罪最重,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,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。

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,而受此苦难,至为难过,但接到王巩的信,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。他回信中说:“知公真可人。

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,厕宾客之末也……”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,他自己正在修行。“某近颇知养生,亦自觉薄有所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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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。更相阔数年,索我间风之上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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